柬埔寨村莊孩童的家庭和社區資源與教育參與
暨南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羅雅惠教授
柬埔寨，東南亞的神秘古國之一，蘊藏了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吳哥皇朝古遺跡，但它留存在我腦海的最初印象卻是來自於電視新聞和報章雜誌中人民飽受赤柬蹂躪的照片與報導。2018 年，因任教系所與社團法人臺灣兒童健康暨身心發展協會（CSI-Taiwan）合作進行三年的柬埔寨鄉村國際志工服務計畫，我第一次踏上這塊土地，進入了柬埔寨鄰近暹粒市的鄉間純樸小村落（P 村），感受了當地居民的友善和熱情，也觀察到鄉村的日常生活、社區資源與孩童的教育現況。從 2018 至 2020 年，我三度重訪了服務的小村落，也有幸於 2020 年 1 月中，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席捲全球前，透過當地非營利組織 Khmer Akphiwat Khmer Organization（KAKO）的協助下進入了鄰近暹粒市區的洞里薩湖上浮村（PT 村）進行田野調查。從與柬埔寨村莊的多次近距離接觸和實地觀察，也透過慷慨接受訪談的 11 個居住於陸地村莊與 10 個湖上浮村家庭們的敘述，關於柬埔寨村莊孩童的家庭資源、社區特質和教育參與之間的多元關係也逐漸地在受訪家庭的娓娓陳述和後續的資料統整與分析中漸漸成形。
一、主題背景：近代柬埔寨教育簡史與教育概況
在探討柬埔寨村莊孩童的家庭資源和教育參與的關聯前，知悉近代柬埔寨教育的發展歷程與教育概況，應有助讀者對於本文後續所呈現訪談資訊的理解。柬埔寨於 1953 年脫離法國獨立後即開始積極發展現代化的教育體系，由政府支持的公立學校教育被視為培育現代化柬埔寨公民與帶領柬埔寨走向工業化與科技化國家的最佳途徑（Ayres, 2000）。1969 年時柬埔寨的公立教育體系已擁有 5,725 間小學、146 間中學和 9 所高等教育機構（Clayton, 1998: 5），且國家教育發展持續進行直到 1975 年 Lon Nol政權被紅色高棉（Khmer Rouge）所取代才停止。紅色高棉掌權時期， 柬埔寨先前快速發展的國民基礎教育面臨終止，多數學校建築被廢棄， 而圖書館藏書則被摧毀，大量學者、教育工作者和學生都被紅色高棉政權計劃性的追捕與屠殺。紅色高棉對於柬埔寨教育體制的破壞直到 1978 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紅色高棉失勢後才終止，但當時先前政權建設的公立中小學與高等教育體系已近全數毀壞。由越南主導柬埔寨政權期間， 基礎教育建設又再次被推動，但紅色高棉時期對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所造成的破壞程度太深，殘留的問題太多，柬埔寨基礎國民教育的重建變得極為困難（Ayres, 2000）。在 1991 年柬埔寨脫離越南控制和 1993 年柬埔寨大選後，教育持續成為柬埔寨從紅色高棉政權傷害重建與恢復國內基礎人力資源培育的重要議題。1993 年後，柬埔寨教育面臨的主要問題包含政府給予的公立學校教育經費不足、教師人力不足與師培訓練不完善、缺乏教學設備和教材以及班級學生人數過多不利於教學等（Ayres, 2000; Duggan, 1996）。柬埔寨的基礎教育體系在經過二十多年的重建與發展後，目前在初等教育階段已達到就學機會普及的成效（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20）。
根據 2020 年聯合國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數據，柬埔寨政府提撥的教育經費約占全國GDP 的 2.2%，學前教育的入學率約為 24%， 而初等教育的入學率已達頂，初等教育的生師比約為 42:1，但公立小學的輟學率極高，約有 16.5%的小學生無法順利畢業（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20）。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並未提供 2020 年中等教育的入學率，而高等教育的入學率則為 14%。柬埔寨目前的成人識字率約為 80.5%，國民的平均受教育年數約為 5.0 年（男性為5.8 年、女性為 4.2 年）。柬埔寨國內 25 歲以上人口中，接受過中等教育的人口約為 22.4%（男性為 28.2%、女性為 15.1%）。由以上數據可知，柬埔寨的初等教育已達普及，但學童在學前教育、中等和高等教育階段的就學情況並不理想，且教育成就呈現明顯的性別落差。多數的柬埔寨兒童沒有接受學前教育的機會，但研究數據顯示曾接受過學前教育的兒童在柬埔寨兒童發展評估測驗（ Cambodian Developmental Assessment Test）的表現顯著優於未接受任何學前教育的兒童（Rao, et al., 2012: 872），且學前教育亦能為孩童進入小學後學習正規課程打好基礎。目前所有柬埔寨兒童幾乎都擁有接受小學教育的機會，但柬埔寨公立小學的教育品質並不理想。兒童因缺乏學前教育而未能擁有小學生所需的先備能力或為小學校教育成效不彰的因素之一，但教師素質低落、教育品質參差不齊且教學方法單一亦為影響小學教育成效的相關因素（Duggan, 1996; Marshall, et al., 2009）。柬埔寨有將近 2/3 的小學三年級學生在高棉語和數學成就測驗的表現都屬「不精通（non-proficient）」等級（Marshall, et al., 2009: 409），且小學生的留級率又為南亞區域最高國家。多數青少年在小學畢業後並未選擇升學為主要途徑，因此柬埔寨的中等教育升學率僅約30%左右（Ayres, 2000: 461）。因柬埔寨目前經濟結構依然以農、漁業和基礎製造業為主，社會並未廣泛提供中學畢業生其他發展更好的職涯出路（例如： 政府公職人員、科技業、商業、服務業等），多數的中、小學生畢業後依然回歸原生家庭所從事的農、漁相關產業，缺乏多元職涯發展的管道（Ayres, 2000）。此一現象也造成很多柬埔寨孩子對於接受教育並沒有太高的期待，不少柬埔寨孩童只完成前三年的初等教育後便選擇離開學校， 完成 6 年小學教育的學生僅有 60%（Marshall, et al., 2009: 396），因升學和教育成就似乎也無法協助柬埔寨孩童未來從事與原生家庭不同的職業發展途徑。目前柬埔寨孩童在初等教育的就學機會已普及，但在小學畢業後繼續就讀中學並能完成中學學業的學童並不多，中學階段便輟學投入就業市場的學童卻相對為數眾多。本文後續將探討此次進行田野調查鄰近暹粒的陸地與浮村家庭中社區與家庭資源如何影響村莊孩童的教育參與和後續的升學、就業抉擇。
二、訪談對象：田野調查之陸村與浮村社區概述
位於柬埔寨暹粒市郊區的 P 村約有將近 90 戶人家，P 村的地理位置接近暹粒市區，開車大約 50 分鐘即可到達市區。P 村的村民住在以木材、樹葉、鐵皮、磚頭或是水泥搭建的高腳屋內。村莊附近有許多稻田，種田是大多村莊家庭其中一項收入來源。村莊內有 2 家雜貨店，販賣水、飲料、家用雜貨、食品以及熟食。村莊內沒有任何學校，但有一間以水泥、磚頭建造的圖書館／村民聚會所／幼兒園。當研究團隊進入村民家中進行訪談時，但凡問及家中成員的工作狀況，極大多數的受訪者都提到丈夫、子女或是媳婿在建築工地工作。甚至，有部分家庭，除了留在家中照顧幼兒的媽媽（或是奶奶）之外，全家都在同一個工地做事。建築工人似乎是 P 村的村民，不分男女，主要從事的職業。P 村多數家戶人口眾多（P 村家戶人口介於 3~10 多人之間，大多數的家庭都有 5 口以上共居），單靠建築工的收入來維持家計甚為困難，因此 P 村多數家庭都會養些雞、豬、牛等經濟動物，長成之後賣出以貼補家用，但從正職加上副業的收入也依然只夠家人日常生活吃用，若遇到生病或是其他突發事故，便只有靠借貸來解決經濟困難。此次在 P 村的田野調查執行時間從 1/15 至 1/17，共 3 天，每天約訪談 2–5 戶家庭，每次訪談時間約為40–80 分鐘，共計訪談了 11 個家庭。從暹粒市區開車加上搭小船約 2 個小時路途才能抵達位於洞里薩湖上的 PT 浮村，此浮村範圍頗廣、家戶數亦頗多，村內交通主要倚靠帶有馬達的小船。村內有一所政府公立小學（包含附設幼兒園），但此小學亦接受來自國外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的資源協助。浮村小學共有 6 個年級，每個年級只有一個班級，每個班級約有 30 位學生；小學附設的幼兒園也只有一個班級，大約 30 位學生。學校有 8 位老師（含校長），12 位員工。浮村內也有幾家小雜貨店，販賣飲用水、家用品、五金雜貨和各式飲料與食品。浮村中每戶人家都是住在浮在湖水上的船屋，屋內空間大多並不寬敞，多數家庭僅以布幕或是薄板簡單區隔出不同生活空間（例如：客廳、廚房、臥房）；也有少數家庭屋內是前門直通後門而無任何區隔。浮村家戶的人口數介於 2–8 人之間，多數家庭都有至少 2 個孩子。浮村內幾乎所有的家庭都依靠捕魚賺取收入，多數居民從出生就住在此村，且其父母輩或祖輩亦是如此。因洞里薩湖的漁產近 10 年來快速減少，湖裡漁產大約減少了一半，且捕獲的數量亦不如往昔（以前撒網一次就能捕到 3–4 公斤的魚，現在捕一整天才能捕到 3–5 公斤的魚），因此村內多數家庭收入越發拮据，甚或需靠借貸度日。此次在 PT 浮村的田野調查執行時間從 1/18 至 1/20，共 3天，每天約訪談 2–5 戶家庭，每次訪談時間約為 40–80 分鐘，共計訪談了 10 個家庭、1 位鄉公所工作人員以及 1 位浮村小學校長。
三、訪談主要議題：陸村與浮村的家庭、社區資源與教育參與
此次田野調查都是白天到村莊進行訪談，不論陸地 P 村還是湖上 PT 浮村，多數受訪者都是女性，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大多介於不識字到小學6 年級左右，擁有中學以上教育程度的受訪者很少。若以年齡來區分，多數 20–30 歲間的受訪女性，都上過小學，其教育程度多介於 2 年級到 6 年級之間。但年齡較長的受訪女性，則有許多因紅色高棉的影響而未能接受教育或極早中斷教育。年長一代受訪者的子女們大多都上過小學， 但順利從小學畢業的比例不高，且多數子女輟學的原因都和原生家庭的經濟狀況相關。不分陸村與浮村，年輕一代受訪者的子女們全部都上過小學，且順利從小學畢業的比例頗高。但就讀中學後，陸村子女們順利升學至 9 年級以上的比例較低（接受訪談家庭中只有 2 位）；相對而言，浮村子女們因有國外 NGO 組織的支助，升中學且繼續就讀至 12 年級的比例較陸村為高。陸村與浮村受訪家庭所呈現的教育狀況與前述 2020 年聯合國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中的教育相關調查數據相符，顯示此次田野調查的陸村與浮村家庭之教育狀況與柬埔寨整體之教育現況差異不大。影響兩個村莊居民教育參與的因素除了家庭經濟外，主要還有子女在家中排行、社區教育資源、孩童本身的學習表現、外部資源贊助等因素。訪談 P 陸村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此村莊中出現臺灣早期 40–60 年代家庭中常見的年長兄姊輟學去賺錢貼補家用，或是待在家中代替母親照顧幼兒，使母親能外出賺錢的情況（黃毅志，1990; 謝小芩，1992）。 P 村受訪的奶奶因丈夫早逝，獨力撫養 8 個孩子，家中較大的兒子們教育程度都偏低，多數只有小學低年級的程度（但也有一位讀到中學 8 年級），因當時奶奶工作非常辛苦，較大的兒子們就紛紛輟學幫助家裡賺錢；而家中最小的兒子反而因有哥哥們的支持，得以讀到中學 8 年級，學歷比多位哥哥們都高出一截。P 村一戶受訪的中年媽媽也提到，自己學歷不高是因為家裡孩子很多、經濟負擔大，她身為大姊，就早早休學出去賺錢讓下面的弟妹繼續讀書。P 村的 11 戶受訪家庭中就有 4 戶提到上述的情形。PT 浮村受訪的奶奶們也有提到年長子女們教育程度較差的現象，家庭經濟因素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村莊當時的教育資源不足則是另一原因。浮村內的政府小學是 1980 年設置的，早期只有一間教室混齡上課，可容納的學生人數非常有限，當時浮村內的孩子們只有少數能進小學讀書， 大多數的孩子都無法上學。此間小學後來逐年擴展成為了現在共有 7 個班級的規模，因而浮村奶奶們家裡年齡小的孩子們反而擁有了較佳的受教機會，比家中兄姊們擁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如此看來，家庭資源對柬埔寨村莊孩童的教育參與有極大的影響，但村莊內是否擁有足夠的教育資源對於村內孩童的教育參與也是極具影響力的。P 陸村和 PT 浮村中都有為數不少的孩子們在小學或是初等中學階段輟學，此亦與 2020 年聯合國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數據和學者 Ayres（2000）、Marshall 與其研究夥伴（2009）所呈現的研究結果相符。當詢問兩村莊母親們家中孩子輟學原因時，因家庭經濟不佳而輟學的占一部分，但因孩子自己讀不下去、不想再繼續上學的也不在少數。對於孩子面臨學習上的困境，多數的柬埔寨父母是無能為力的，一位陸村受訪媽媽直接說：「我不會，沒辦法幫孩子複習。」PT 浮村的一位單親媽媽談到她的雙胞胎女兒們在校學習情形時說：「老師也有跟我說過， 但是妹妹自己不聰明，第一、老師跟她說話和問她什麼都不講話、不回答，就是不喜歡講話；第二、給她念課本不想念，不知道什麼原因？但是如果在外面很會跑跑跳跳。我也沒時間管教孩子，因為忙賺錢養孩子。」家長自身教育程度不佳與工作忙碌皆是其無法協助孩子學習的因素。若孩子因學習狀況不佳而決定輟學，多數受訪的奶奶／媽媽們都接受孩子們的決定，並未要求孩子們再回學校完成學業。對於此種狀況， 一位受訪陸村媽媽解釋：「他們（指她的孩子們）自己不想要去［學校］，我也不能強迫他們」。當談到孩子要不要繼續升學時，另一位浮村受訪媽媽則說：「讀書要讀到什麼程度，都是孩子自己決定。」由此看來，此次訪談的陸村與浮村家長們對於家中孩子的升學問題，大多都交由孩子們自行決定，父母們並不會勉強自己的子女繼續升學，讀不下去時就不讀了也沒有關係。這個發現和過去臺灣和美國弱勢家庭的研究結果頗為相近，在美國學者 Lareau 和臺灣學者藍佩嘉的研究中，許多臺、美弱勢家庭的父母也都採用「順其自然」的教育理念：讀得下去的孩子就繼續讀， 讀不下去的孩子就輟學去找工作也沒有不好，孩子們就順其自然的成長和發展就好（Lan, 2018; Lareau, 2000, 2011; Lareau & Conley, 2008）。此次進行田野調查的 P 陸村與 PT 浮村都擁有來自國內外 NGO 長期支助的良好資源。在 P 村中，柬埔寨當地的 NGO 和與其合作的臺灣NGO 長期提供 P 村的兒童豆漿與水果補充營養，也提供免費的兒童發展評估、眼科與牙科醫療義診和飲用水水質檢測服務。2018 年開始，臺灣的 NGO 組織 CSI-Taiwan 與暨南大學合作提供 P 村家長親職教育課程期望能促進村莊學齡前幼兒的認知和語言發展，且CSI-Taiwan 於2018 年底贊助柬埔寨當地 NGO 在陸村設立了私立幼兒園以補足此村長期缺乏的學前教育資源。柬埔寨當地 NGO 和 CSI-Taiwan 也提供 P 村的中小學生助學獎學金，但因名額有限，受到支助的學生人數不多。且此獎學金的額度也有限，雖對於獲補助家庭的教育支出不無小補，但以獎學金計畫而言，此計畫對於 P 陸村整體的中學升學率和畢業率並未有太大的影響。PT 浮村小學長期接受國外 NGO 的幫助，此組織從大約 10 年前開始支持浮村小學的畢業生到距離浮村很遠的 Pourk 市區就讀公立中學。浮村的小六學生只要能順利畢業，就有資格參加 NGO 的助學計畫，且家長除了每月捐贈一些食物給 NGO 辦公室外，無須負擔其受補助子女任何讀中學的食宿與學費。參與此助學計畫的浮村孩子，除了能得到在Pourk 的免費的食宿，還能得到免費的制服、書本等資源。但參與計畫的孩子如果有超過一次以上學習成績未達標準（學期成績不及格、被留級）的紀錄，就會被 NGO 取消參與計畫的資格並送回浮村。自從有了這個 NGO 助學計畫，浮村小學六年級畢業生繼續升學的比例大幅提升， 根據浮村小學校長提供的數據，目前約有 65％的小六畢業生會升學。從前因家庭環境不佳而無法升學的孩子們，只要能長期維持良好的學習狀態，基本上有60%參與助學計畫的學生可以順利讀到高級中學（12 年級） 畢業。因有此助學計畫的存在，位於離暹粒較偏遠且家戶經濟狀況普遍不佳的 PT 浮村，此村莊的兒童與青少年反而擁有了比 P 陸村的中小學生更高的中學升學率與畢業率。
四、訪談分析：理想與麵包的拔河
P 陸村和 PT 浮村受訪家長們本身的教育程度多是小學未畢業，但當研究者詢問村莊家長希望自家孩子讀到甚麼樣的教育程度時，大多數家長都想孩子讀到高一點的程度，例如: 讀完中學或是讀到大學，而理由大多類似陸村某位媽媽所說: 「［我］想要小孩讀好書，有知識，未來用知識賺錢養家人。」兩個村莊的家長基本上都認為讀書對孩子未來的發展是有幫助的，此發現和 Marshall 與其研究夥伴（2009）所說柬埔寨孩子對於接受教育沒有太多期待的現象已有不同，此次田野調查之陸村與浮村家長對於子女接受中、高等教育皆有正向期待。雖說如此，多位父母也提到擔心家裡的經濟狀況無法負擔孩子的教育支出，就如 PT 浮村一位受訪爸爸談到目前讀 11 年級的孩子時，提到孩子未來想上大學的計畫，他說：「……是支持，只怕我沒有能力給孩子讀……。」由此看來， 在此次進行田野調查的兩個村莊，家庭的經濟資源是決定多數村莊孩子能否繼續升學的關鍵因素之一。
兩個村莊裡年長一輩受訪者都提到，他們從前雖也期望子女能多讀點書，但其子女無法繼續升學的原因多半是家庭經濟狀況真的不好，需要人手幫忙賺錢養家，導致子女們提早休學去找工作。而年輕一代的受訪家庭中，父母也期望子女們繼續升學，能有好的學歷，未來可以找到比較穩定、收入不錯的工作。若家裡經濟狀況不許可，雖父母依舊希望孩子繼續讀書，但孩子們也會觀察家裡的現況與父母的辛勞，從而在面對升學與找工作的抉擇時，表示出與父母不同的想法。PT 浮村有位小學6 年級的女孩，在校的成績不錯，很喜歡上學，平常還會因媽媽工作太累沒辦法帶她去上學而不開心；但當研究者詢問媽媽這個孩子小學畢業後會不會繼續升學時，媽媽說她本身希望孩子繼續讀書，但女兒看見單親媽媽每天工作如此辛苦，所以女兒希望小學畢業後留在家裡協助媽媽做生意，不要繼續升學了。在這個案例中，研究者看見了家長希望孩子升學的理想，與其子女針對家庭經濟現況所做出的抉擇，兩者之間的拉扯。雖不知道這個案例後續的發展會是如何，但如同此類理想與麵包的拔河， 在柬埔寨鄉間村莊中，應不是特例，而是許多家庭都會面對的困難抉擇。當村莊家庭面臨上述困境時，村莊孩童的升學與否，會因社區是否擁有外部資源的協助而產生關鍵的影響。PT 浮村小學多年以來持續受到外國 NGO 的支助，且過去 10 年間，因為有了 NGO 的中學助學計畫， 使得 PT 浮村中順利從小學畢業且有意願升學的多數孩童們，能不因家庭經濟因素的限制，在原生家庭幾乎無須付出多餘教育成本的情況下， 擁有了繼續升學直到讀完 12 年級的機會。反觀 P 陸村的家庭，雖此村也有來自 NGO 的助學補助，但因名額有限，能獲支持的孩童較少，在家庭需要承擔較為高額教育支出且鄰近市區可提供許多就業機會的情況下， 升學理想與就業麵包之間的抉擇在此村莊家庭中依然持續上演。
參考文獻
・中文
黃毅志。1990。〈臺灣地區教育機會之不平等性〉。《思與言》，28(1): 93–125。
謝小芩。1992。〈性別與教育機會：以二所北市國中為例〉。《國家科學委 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2(2): 179–201。
・西文
Ayres, D. M. 2000. Tradition, Modern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ambodia.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44(1): 440– 463.
Clayton, T. 1998. Building the New Cambodia: Educational De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Under the Khmer Rouge, 1975–1979.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38(1): 1–16.
Duggan, S. J. 1996. Education, Teacher Training, and Prospects for Economic Recovery in Cambodia. Comparative Education, 32(3): 361–375.
Lan, Pei-Chia. 2018. 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reau, A. 2000. Home Advantage: Social Class and Parental Intervention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2nd ed.). Lanham: Rowan and Littlefield. 2011. Unequal Childhoods: Race, Class, and Family Life (2nd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areau, A. and D. Conley. 2008. Social Class: How Does It Work? New York: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Marshall, J. H., U. Chinna, P. Nessay, U. G. Hok, V. Savoeun, S. Tinon, & M. Veasna. 2009. Student Achievement an Education Policy in a Period of Rapid Expansion: Assessment Data Evidence from Cambodi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55(4): 393–413.
Rao, N., J. Sun, V. Pearson, E. Pearson, H. Liu, M. Constas, & P. L. Engle. 2012. Is Something Better than Nothing? An Evaluation of Early Childhood Programs in Cambodia. Child Development, 83(3): 864– 876.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20.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 Cambodia. http://hdr.undp.org/en/countries/profiles/ KHM#
註:本文全文刊登於「亞太研究論壇第70期：柬埔寨」
